理工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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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落后，拿儒家思想做替罪羊一直是五四以来思想文化界的主流。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对孔孟的攻击和妖魔化一直没停止过。他们高喊打倒孔家店，全面否定传统文化，以为中国的现代化只要全盘否定儒家学说就能走出一条光辉的路。

  儒家思想是否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为什么五四那一代会如此信誓旦旦地说是？他们说这种话是慎密思考的结果吗？

　　对这些问题，其实只要审视一下我们的近邻-日本就能得到答案。

在五四时代，当时已经实现现代化转型的非欧美国家只有一个，日本，而儒家思想恰恰是日本的立国之本之一，儒家思想在明治维新后被重新诠释，日本的现代化并不构成什么明显障碍。

　　“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涩泽荣一就提出过，“论语和算盘是相容的”。《论语》代表仁义、伦理和道德，而“算盘”当然是“精打细算”的“利”的象征。涩泽荣一认为，传统观念里将“义”与“利”对立起来是不对的。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晓“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时又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为与道德有亏。他说：“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他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因此，有士魂，还须有商才。”　

　在日本明治维新后向西方学习的整个现代化过程，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诋毁孔孟之道的文化运动。我曾经在一本介绍日本近代史的书中见到过一幅照片，照片中的小学生教室黑板左右写着两个大大的字：忠，孝。

　如果五四时代的“思想先驱”们能静下心来思考，参照一下日本的成功经验，按理就不会得出“儒家思想是万恶之源”这种想法的。

　那么五四那一代为什么有意忽视日本的经验呢？当时留日的中国学生不少，为什么他们回国之后也一起加入了全盘西化的合唱呢？

　我的看法是自身的利益需要使他们刻意蒙上了自己的双眼。

那一代青年的政治需要是什么呢？

　当时正是科举废除后中国社会升迁规则模糊不清的年代，作为中国接受新式教育的第一代，他们的人生目标和职业取向和接受旧式教育的老一辈并没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入仕做官，他们以“举人”，“进士”自诩，可那时候的中国并没有良好的公务员制度，另外中国的工商业才刚起步，没能产生足够的诱因将新式教育的毕业生吸引至工商企业。对于自己的人生和职业出路，那一代青年是非常迷茫的，他们不清楚自己在这种新局势下如何能够攀爬社会阶梯，中国的官僚体系对他们来说有种不得其门而入的感觉，于是这种欲入不能的焦躁情绪便转变成了打破现有的社会秩序得强烈冲动，一切象征社会权威的文化符号都成了他们的攻击目标。而中国社会最大得文化符号是什么呢？那就是讲究尊卑次序的儒家学说。打倒了孔孟思想，他们才可以不受顾忌地向老一辈挑战；打倒了孔孟思想，他们的入仕之路，才得以不受老幼尊卑得限制，一句话，只有打倒孔孟之道，他们才能造老一辈的反。

　因此可以这么说，五四时代有关儒家学说的论争反映的不过是当时中国社会候补精英阶层的情绪，它确实不是什么慎密思考的产物。它只说明了科举废除后中国社会升迁规则亟待调整，反映了中国社会由下往上得流动缺乏一条畅通的渠道。

　遗憾的是，五四时代的荒唐论调在文人们一二再再而三的疲劳轰炸下，竟成了普通民众的普遍认知。于是乎，以后中国在挫折之余，知识分子在情急之下，往往一再拿儒家传统开刀，总是说什么中国的落后是传统积淀太深，中国人应该彻底割掉与儒家传统的联系纽带等等。人们不再去想想，是否有儒家思想以外的别的原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僵化的思考模式。受这种思想偏差主导的结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走入了歧途，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如果大家嫌日本的例子不够，可以看看近几十年来的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现代化，这些例子都说明了什么呢？

　对儒家思想咬牙切齿几十年的中国大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走了最多的弯路。平和对待儒家传统的，都能相对平稳地实现现代化。

直到现在还在诋毁儒家思想，还在五四思维框框打转的人们，该反省了！